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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齐是哪些由盛转衰的?元成哀平四个人圣上要付

文章作者:历史 上传时间:2019-10-10

西汉由顶峰跌落到谷底也仅仅用了四代皇帝时间,最后的子婴不算的话,整个西汉也就是毁在元成哀平四位皇帝手上。其实西汉后期衰落的速度有些令人感到诧异,为什么最后衰败起来完全就止不住了呢?汉元帝继位的时候,西汉还是一片繁荣景象,匈奴一族也老老实实的没出来惹麻烦,而且汉元帝还有一副好心肠,只是汉元帝似乎把这片善心用错了地方,导致西汉逐渐步入下坡路,难道出了一位仁心宅厚的皇帝还成了坏事么?

在元、成、哀、平四帝统治的56年里,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由强盛走向崩溃?

1

汉元帝刘奭即位前,正逢孝宣中兴,大汉本是一片繁荣,国力强盛,四夷宾服。

汉宣帝刘询来自市井,深知民间疾苦,深恨贪官污吏。他在位时,严明执法,大力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。

刘奭天生一副“好心肠”,看不下父亲的严刑峻法。有一次,他对其父汉宣帝进言:“陛下任用酷吏,刑罚太重,应该多重用儒生啊!”

汉宣帝听完这番话,十分不满,正色道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”随后又说,腐儒不合时宜,动不动就厚古薄今,就知道忽悠人,怎么能重用?

刘奭惹得他爹动怒,只好悻悻然退下。他走后,汉宣帝叹道:“乱我家者,太子也!”

汉宣帝不幸言中,大汉的江山正是从柔仁好儒、优柔寡断的汉元帝开始,不断走下坡路。

在汉元帝时,西汉社会便已经危机重重。朝中外戚、儒生、宦官互相倾轧。

汉元帝不亲政事,朝政日益混乱。刚正不阿的天子之师萧望之被诬告下狱,悲愤自杀。奸佞宠臣石显却被“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”,气焰熏天。

当时,农民常受当地官吏无端勒索,尽管有政府赐给的土地,也无力耕作,不得不贱卖从商。无数穷困潦倒的百姓走投无路,改当“盗贼”。

还有,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,西汉末年正是中国历史气候变化,由温暖期向寒冷期过度的一个阶段。据史书记载,这一时期天灾频发,常见的有旱、涝、蝗、瘟疫等。

有一天,大学者京房问元帝,当今是治世,还是乱世?

元帝倒有几分自知之明,无奈地答道:“亦极乱耳,尚何道!”

为此,汉元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危机,包括:减免赋税,乐府减员,罢盐铁官、常平仓,等等。他甚至大胆地打破惯例,削减宗庙,这在当时看来,可是冒犯祖宗,无视神明的举动。

可惜,这些举措都是流于表面,收效甚微。

2

翻开史籍,我们不难看出,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下,老百姓的恐慌与焦虑。

汉成帝建始三年七月,正值关中地区雨季。

一天,一则“闹洪水”的传言迅速成为长安城的新闻。

消息传来,不知真假,京城上下一时舆论哗然。百姓以为即将大水漫城,“奔走相蹂躏,老弱号呼,长安中大乱”。

吊诡的是,当时居住在长安城外的,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,居然为了避难,擅自从宫城横门溜进来。她一路跑到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未央宫。

未央宫是西汉诸帝日常起居与办公理政之所,如此重要的地方出现闯入者。殿门守卫一开始居然毫无察觉,可见朝中安逸懈怠的状态。

长安动乱的消息很快传到成帝耳中,他紧急召集大臣们议事。

皇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提出,大家不要动,让领导先走。

他建议宫中太后、皇上及嫔妃先乘船避难,京中官吏则迅速组织民众,到长安城的高地躲洪水。

众臣都顾着拍王凤马屁。左将军王商坐不住了,只有他针对“闹洪水”这则消息提出质疑:

“自古以来,就算是无道之国,洪水也不能随便淹没城墙。何况现在是太平盛世,‘政治和平,世无兵革,上下相安’,怎可能会有大水一日之间,汹涌而至?这一定是谣言,贸然让民众避难,只会让他们更恐慌。”

过一阵子,长安城稍微安定。宫中派人询问情况,才知道果然是讹言。

偌大的长安城,之所以会闹出这样的乌龙,其中一个缘由是当时灾害不断,国家无力应付。

民众对政府防洪能力失去信心,一听说天灾降临,自然是保命要紧。在西汉政府的统治下,老百姓整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中,这便是“闹洪水”事件出现的直接原因所在。

而王商虽然说得在理,可他口中的“政治和平、世无兵革、上下相安”不过是在粉饰太平罢了。

3

当生活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来,老百姓只能通过宗教寻求慰藉。无独有偶,哀帝时又发生了一次流言事件,而且比“闹洪水”传播得更为广泛。

汉哀帝建平四年,关东大旱,西汉政府再一次无力应付灾情。

关东民众顿感生活无望,遂以“祠西王母”为口号,发起“传行诏筹”的宗教运动。

自正月起,民众惊走,手持草茎禾秆,相互传递,一路西行。若遇同伴,则人群聚集,有时群体人数多达上千。

他们或披头赤脚,或夜间闯关,或越墙入城,或乘车奔驰,运动波及二十六郡国,全国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有这些狂热宗教分子的身影。

到达长安后,老百姓们在里巷阡陌呼号、歌舞,集体祭祀西王母。

一时间,成千上万的民众“会聚”、“惊动”、“奔走”,看似狂热的宗教崇拜,仿佛是在对这个腐朽的王朝,进行着抗议。

这场神秘主义的民间运动,从春天闹腾到秋天,距离大规模的变乱,不过一步之遥。

4

与此同时,西汉末世,盗贼并起。“盗贼”,成为当时诏书、文告中常见的字眼。

汉成帝河平三年,东郡侯母辟兄弟五人,带领一帮流民,烧毁官府,抓捕县官,夺取印绶,自封为将军。

阳朔三年,颍川铁官徒(从事冶铁生产的刑徒)申屠圣率众起义,杀长吏,劫府库,自称将军,所过之地,多达九郡。

永始三年,尉氏樊并等发动流民暴动,杀陈留太守,同年,山阳苏令等起义,杀长吏,夺武库兵器,波及十九郡…

同时,一些武装分子在关中南山起义,依山阻击,断绝交通,已经直接威胁到都城长安,如南山群盗傰宗等数百人和鄂县盗贼梁子政所率流民。

哀、平时期,关中民众暴动,日益频繁,不胜枚举。他们纵横京畿、三辅,还曾纵火焚烧汉武帝茂陵,当时在未央宫都能看到浓烟滚滚。

来自各地的起义民众跨州连郡,相互勾结。朝廷派兵镇压,又下诏抓捕贼首,连年不获。

5

那么,西汉末年这些流民到底是怎么来的?

其中一大原因,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。

如此情形,导致“强者规田以千数,弱者曾无立锥之居”。大批农民破产,或流亡为寇,或沦为奴婢。

史载,汉成帝本人就“置私田于民间”。在土地兼并的道路上,皇帝一马当先,广置田产,起“模范带头作用”,大大助长土地兼并之风。

外戚、宠臣大受鼓舞,公然对土地进行掠夺,更加肆无忌惮。

汉成帝的舅舅王立,曾经勾结南郡太守李尚,强占“草田数百顷”。

这些“草田”原是陂泽荒地,属于少府的公有地,因借给农民耕种,大多已被开垦为耕地。王立眼见这片土地肥沃,当即决定强取豪夺,作为私用,不顾百姓死活。

一些出身穷苦家庭的高官,一旦身居高位,反而利欲熏心,以权谋私。

著名经学家匡衡,年轻时凿壁偷光、勤学苦读,其父靠给人帮工,供其读书。

后来,匡衡官至丞相,封安乐侯,竟然贪得无厌,利用郡图的错漏,非法侵占公田400顷。

另一个当过丞相的权臣张禹,更是饕餮之徒。

他不但在朝中享受着高官厚禄,还“内殖货财”,私下里经营工商业,财力雄厚。为将生意做大,张禹依靠权势,肆意兼并土地,“多买田至四百顷”,还都是关中泾水、渭水附近的良田。

一次,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的一处良田,成帝为满足他的要求,竟下令将亭所迁到别处,而把这块地赐给他。

官亭公田都抵挡不住官僚地主的强取豪夺,贫民的私田更不在话下。

张禹一人集官僚、豪商、地主于一身。这也是西汉末年高层官僚的一个发展趋势,官僚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,数量庞大,令人发指。

另一方面,西汉末年,又相继出现一批富商大贾,他们遍布于京师及各郡国。

其中比较著名的,如成都的罗裒,在巴蜀、京师之间来往贸易,数年间获利千万,又以获利的半数贿赂当朝权贵,放高利贷,独占盐井之利,一年之间获利一倍。

临淄的姓伟,以鱼盐致富,家资数千万,闻名于齐地,当地官员都得给他几分面子。

另外,还有洛阳的张长叔、薛子仲;长安的樊嘉、挚网、如氏、苴氏、王君房、樊少翁、王孙大卿等等。

这些商贾,富甲一方,资产少的也有数千万,多的达巨万。他们“以财养士,与雄桀交”,或勾结权贵,独霸工商业。

这些大商贾利用资产“多规良田,役使贫民”。比如,南阳的樊重经营田庄,坐拥土地三百余顷,还有一个五十里的陂塘,雇佣的都是“童隶”。

土地集中的严重后果,大量农民丧失土地。

一些人出卖廉价劳动力,充当佃户,忍受“十税五”的剥削。

一些人被迫卖妻鬻子,充当奴婢,如乐昌侯王商独自一人,养有私奴上千,元帝年间,统计的官奴隶已多达十数万!

还有一些人,被迫背井离乡,沦为流民,他们相枕席于道路,大多死于饥荒与疾病,甚至“人或相食”。最终,他们奋起反抗,于是有了前文所提及的诸多起义。

或许,对于平民百姓来说,就像乔治·奥威尔在《一九八四》中所描写的那样:

“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墙的气氛,谁有一块马肉就可以显示出贫富的差异。”

我们的祖先,也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。

6

天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宫中,成帝与哀帝却彻底放飞自我,整日醉生梦死,花天酒地。

汉成帝平生最大乐趣,就是花钱建宫殿,供自己享乐。他的后宫生活极富传奇性,不亚于现在最火的宫斗剧。

早年,出身名门的许皇后备受成帝专宠,遗憾的是,20年间,他们生下儿女都早早夭折。后来皇后色衰爱弛,成帝这“大猪蹄子”又移情别恋,先后宠爱知书达礼的班婕妤和侍女出身的卫婕妤。

而当来自贫民之家的绝色美人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妹出现在眼前,成帝又把此前的感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。

“宫中只数赵家妆,败雨残云误汉王。惟有知情一片月,曾窥飞燕入昭阳。”

成帝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,多与赵氏姐妹缠绵,赵飞燕更是一跃成为皇后。酒色伤身的汉成帝最终在赵合德的怀抱中,中风病死于未央宫。

讽刺的是,成帝一世风流,连一个亲生的继承人都没留下。

汉哀帝是成帝的侄子。此君更加荒淫无道,而且他宠幸的不是美女,而是男宠。

小郎官董贤,因相貌俊美而深得哀帝宠爱。

有一次,两人同床而卧,董贤的头枕到了哀帝的衣袖。哀帝先醒,想起身,看到衣袖被压住,又不忍直接抽出来,惊动他的小男宠,便用剑将衣袖截断后才起来。实在是男友力MAX。

于是,有了“断袖之癖”这个典故,专门形容男同性恋。

为表示对董贤的宠爱,汉哀帝封其为大司马、高安侯。年方二十二,身无寸功的董贤竟得以位列三公。

哀帝还曾一次性赏赐董贤田地2000顷,赐其父亲、妻子等亲戚高官显位,并为董贤筑豪宅、修坟墓,规模堪比皇宫、皇陵,“费以万万计,国家为空虚”。傍上这么一个挥金如土的大款,董贤也算是遇上真爱了。

史载,哀帝去世后,董贤败亡,家产被抄没,数额高达四十三亿钱。

7

皇帝们这么闹,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
谏大夫鲍宣曾上书哀帝,以“七亡”、“七死”陈述民间苦状。

所谓“七亡”,包括:阴阳不和,水旱为灾;县官重责,更赋租税;贪吏并公,受取不已;豪强大姓,蚕食亡厌;苛吏徭役,失农桑时;部落鼓鸣,男女遮列;盗贼劫略,取民财物等等。

“七死”是:酷吏殴杀,治狱深刻,冤陷无辜,盗贼横发,怨仇相残,岁恶饥饿,时气疾疫等。

鲍宣认为,之所以会出现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”,“有七死而无一生”的惨状,都是因为“公卿守相贪残”的结果,说白了,就是你们皇亲国戚,达官显贵的锅。

鲍宣其人,忠于职守,也是一个不怕事的主儿。

有一回,丞相孔光外出视察,随从的官吏不行旁道,皆驱车在中央驰道奔驰,享受飞一般的感觉。

这一行为是犯法的,正巧鲍宣看到了。他命左右将孔光的随从拘捕,车马都充公。

鲍宣如此不顾情面,孔光耿耿于怀,回去后千方百计排挤鲍宣,向哀帝进谗言。

哀帝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,便派人到司隶府抓鲍宣。

孤傲的鲍宣见状,居然闭门拒命。

这下皇帝生气了,后果很严重。朝廷以“无人臣礼,大不敬之道”的罪名将鲍宣逮捕下狱,定为死罪,后来才改判髡钳刑,流放上党。

鲍宣这人倒很是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到了上党后,他发现这里宜农宜牧,盗贼又少,是个好地方,便举家搬来定居。

8

汉哀帝这人再荒唐,也还是要点儿面子的。

“经为世儒宗,德为国黄耇”的大臣师丹,在哀帝朝曾任大司马、大司空。

相较于鲍宣只是反馈情况,师丹直接提出了限田限奴的改革内容:

“诸王、列侯得名田国中,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,关内侯、吏民名田,皆无得过三十顷。诸侯王奴婢二百人,列侯、公主百人,关内侯、吏民三十人。年六十以上,十岁以下,不在数中。贾人皆不得名田、为吏,犯者以律论。诸名田畜奴婢过品,皆没入县官。”

当时,户均占田不过六、七十亩,三十顷已经是平均占田数的几十倍,可见是充分考虑到了官僚地主的利益,但朝中掌权的外戚和权臣仍极力反对。

一挥手就赏赐男宠两千顷田地,哀帝自然也没有把改革太当回事,以“且须后”将其搁置。

为了解决社会问题,一些方士儒生提出了更加不靠谱的建议。

他们根据五德终始说,编造出“汉运将终,应更受命”的言论,认为改元易号就可解决问题,延续国祚。

哀帝还真信了。建平二年,哀帝改元“太初元将”,自号“陈圣刘太平皇帝”。

汉朝被视为唐尧之后,陈为虞舜之后。尧舜相承,正好顺应天命。

然而,这场“再受命”的骗局根本没有改变社会现状,甚至都没能让皇帝延年益寿。四年后,哀帝就一命呜呼了。

9

哀帝一死,最大的受益者是隔壁老王。

外戚王氏家族发迹于汉元帝时期。

汉元帝刘奭当太子时,太子妃突然病逝。皇后在后宫选了五位女子,让太子挑选。

皇后心真大,这刘奭才刚死了老婆,正郁闷着,哪里有心情选妃。他神情恍惚,挥了挥手,指着离他座位最近的,一个身着大红大绿衣裙的女子,就此中一位吧。

这女子正是王政君。被选入太子宫中后,王政君很快为他生下了嫡长子,在之后数十年里,这位传奇女子,由太子妃,一路升为皇后、皇太后、太皇太后,亲眼见证西汉走向灭亡。

成帝时,太后王政君的七个兄弟都被封侯,身居高位。

皇室肆意挥霍,臣下竞相仿效,王家这几个兄弟,“争为奢侈,赂遗珍宝,四面而至;后庭姬妾,各数十人,僮奴以千百数,罗钟磬,舞郑女,作倡优,狗马驰逐;大治第室,起土山渐台,洞门高廊阁道,连属弥望”。

与此同时,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崭露头角。

哀帝时,皇帝重用祖母傅氏家族与其母丁氏家族,王氏一度遭到打压。因此,太皇太后王政君一得知哀帝死讯,当机立断,赶往未央宫收取皇帝印绶,急召王莽入宫主持大局。

元寿二年,年幼的汉平帝即位,属于王莽的时代到来了。

王莽接过统治权后,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采取一些措施,确实是对症下药。譬如为抗灾救灾,他执行六大政策:

一,发动全体民众捕蝗,打了一场灭蝗的“人民战争”。派使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指导工作。老百姓捕得蝗虫后,可以石、斗为单位交到官府去领赏。

二,若遇天灾,受灾地区家财不足10万钱者,普通地区不足2万钱的平民,免除当年赋税。

三,患病的老百姓,全部集中到当地官府提供的安置点,统一医治,可说是落实了“医保”。

四,因灾害或传染病而丧命者,官府给予抚恤金。发放标准为:一家死6人以上者发丧葬费5000钱,死4人以上者发3000钱,死2人以上者发2000钱。

五,就地安置逃荒难民。由官府提供耕地、住房和生活用具,借给他们耕牛、犁具、种子和口粮,鼓励他们恢复耕作。

六,在长安城建设5里共200区新住房,供无家可归的流民居住。

据《汉书》“地理志”中的统计数据,当时全国共有1200多万户,人口接近六千万,而这200区的“经济适用房”能解决的,仅是都城附近少数人口的住房问题。

王莽代汉后,一心走有西周特色的托古改制道路,进行采取一系列改革。弥缝补苴,不过是南柯一梦。

天灾肆虐,土地兼并,流民遍地等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改善,新莽政权很快就淹没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浪潮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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